考古艺术研究的新视野——记第一届美术考古青年论坛

  现代学科体系中的考古学与美术史，是两个各自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学科。虽然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往往面对着同样的材料，但方法和取向的不同会使得各自的思路和结论出现种种差别。回顾21世纪的头二十年，我们发现考古学与美术史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愈发频繁，学者们都在探索结合两个领域的更好方式，“美术考古”成了一个热门词汇。如果暂时搁置“美术考古”之名称与内涵的争议，我们能看到与之相关的丰硕成果已然成为学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墓葬美术研究在近年来颇受关注，成果频出。2019年，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落幕，或可看作是墓葬美术进入了阶段性总结与反思时期的标志。但在此之后，相关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研究仍在不断推进，亟需一个新的系列性论坛来担当考古与艺术、历史学科交流平台的角色。

  由上述考虑出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煜以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耿朔共同发起了“考古艺术研究的新视野：第一届美术考古青年论坛”。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论坛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功举办。论坛发起辞将这个系列论坛的目的和宗旨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科间的交会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科、领域的层次，归根结底要渗入学者自身和聚合学者群体。论坛希望通过长期而固定的深入交流，逐渐凝聚起一个不以学科和领域为前提，以材料、方法、问题为共同基础的学者共同体。第二，考古与艺术史的交会也不能仅仅关注个案的讨论，个案研究需要最终表述整体观察和系统思考。论坛针对核心问题、重大问题、交叉问题展开研讨，提倡采取多元的角度及理论进行讨论，期待通过独特的视角、扎实的材料和严谨的推理，引起一系列广泛关注和充分讨论的话题。第三，重视参会人员的“革新”，关注研究人员的年龄与性别结构。除了墓葬美术，本次论坛还将邀请宗教艺术以及历史学科的青年学者，旨在倡导考古材料、图像史料研究的“人文回归”。

  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了该论坛。参与发言的青年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清泉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星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研究员、《故宫博物院院刊》执行主编张露女士担任评议专家。12日上午的开幕式由邓菲副研究员主持，文史研究院章清院长、李星明副院长、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分别致辞，表达了对本次论坛的祝贺与对青年学者的期待。

  第一场会议的主题为“墓葬空间与图像叙事”，由中央美术学院的耿朔主持。扬州大学的王磊、四川大学的王煜和北京大学的丁雨依次进行发言。王磊的发言内容以临沂汉画像石墓为例，探讨了墓主图像、建筑图像和墓葬建筑之间的关系及其寓意。报告指出，刘家疃汉墓中出现四处墓主像，画像中的墓主均头戴与神明有关的头冠，反映出对仙境的企图和靠近。以墓主像为“关键词”串联起的画像整体，结合了空间和图像的属性。王煜的报告对临沂吴白庄汉墓的整体图像叙事程序进行了梳理，将过去研究中按题材划分的车马出行、神仙瑞兽等题材整合在了墓葬空间叙事之中来看待。对于大多数不具有整体叙事性的画像石墓，报告还探讨了汉代七体赋与画像石中思想观念的关系。王煜指出，七体赋从七个层面激发人的情志，而这七个方面恰恰是汉墓图像铺排表现的主要方面。与前两个以汉画像石墓为主题的发言不同，丁雨的报告关注宋金墓葬中的启门图像。“启门”图像是宋金墓葬美术研究中的热门，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丁雨在回溯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了墓葬中常见的“启门图”，并提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能路径，即在具体研究中进行时代、地域等范围的限定和调整。

  郑岩教授和霍巍教授分别针对三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评议。评议围绕汉画像石墓图像程序及“半启门”图像研究史展开，反思了已有的研究方法。郑岩指出，“图像程序”的整体性解释被运用得相当娴熟，也令人信服，但具体结论多少是已知的，然而报告后半部分对方法的拓展打消了这种疑问。霍巍、齐东方就一般性汉墓图像“是否有如此完美的叙事链条”提出了疑问和讨论。霍巍则表示，对于启门图像，宿白先生的解释至今仍是最具生命力的。李清泉提醒研究者，古人没有“空间”的概念，有的是“寝”“堂”“厨”的概念，研究不能止于“空间”。

  第二场会议主要关注墓葬图像与文化交流的问题，四川大学的王煜主持了本场会议。四川大学的庞政以《镜像与传统：汉代东王公图像新探》为题，分析了汉墓中数个东王公形象的案例，由此探讨东王公和西王母图像与信仰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西汉时期到魏晋之际，东王公并非一向是西王母的镜像，它有自身的图像与信仰传统。而对东王公图像的研究，也可用于反观西王母图像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浒报告题目为《被误解的主题——汉代祠堂画像〈力士图〉研究》，他针对汉画像石中长期被误解的《力士图》，指出其主题主要为“太牢”祭祀和“东海黄公”角抵戏。该研究勾连出早期戏剧图像与美术考古的关联，并反思了汉画的“格套”研究法。

  郑岩教授和霍巍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评议。郑岩指出，对汉画像石题材的研究亦即图像志研究，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做，至清代《金石索》已经通过对照文献解决了大部分画像石题材的问题。如今新材料不断出现，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仍然有继续进行的价值。霍巍对庞政将历史背景和地理传统纳入考虑的表示了肯定。王煜、邓菲、耿朔等学者也针对与发言有关的画像主题、格套、地域、图文关系提出了问题或看法。

  12日下午的第三场会议以“墓葬营建的工艺与技术”为主题，复旦大学的邓菲主持了本场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莫阳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耿朔先后进行了报告。莫阳提交的报告题目为《如何修砌一座画像砖墓？以邓县学庄墓为例》，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画像砖墓的砌筑技术上。邓县学庄墓为一砖一画，有别于建康周边的大型模印拼镶砖墓。莫阳复原了邓县画像砖墓的营建方式和及其背后的逻辑，把孤立的砖块放回墓葬空间中，认为画像砖墓的营建成果指示着设计者的存在。耿朔的报告用三个案例讨论“形而下”的技术与“形而上”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思考。三个案例分别涉及南朝砖画的设计与制作、唐代帝陵蕃君长像石刻的形塑和墓葬图像的改动，讨论了工匠的信息来源与墓葬设计者的观念等问题。

  山东大学的李清泉教授总结了莫阳和耿朔报告中的亮点并予以肯定，指出了发言在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莫阳从技术的角度研究画像砖，超越了对图像本身的考据，从平面的美术史进入到空间的美术史，又从考古学层面进入工艺技术的层面。耿朔用到的照片则给予了观众一种现场感，具有实验性，体现出作为观者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对制作流程和工匠系统的关注，展现出艺术史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价值。针对莫阳的报告，邓菲提出了墓葬观看空间与技术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指出砖柱的出现虽增加了图像的表面积，但却占用了空间。王煜则建议从墓葬文化之历史变迁的视角考虑画像砖墓。

  第四场会议的内容转向了丧葬文化与佛教影响的主题。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浒主持了本场会议，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弌和四川大学的马伯垚分别进行了发言。郑弌发言的题目为《重塑尺度：方山永固陵寺空间的形成与演化》，重新观察了以往学界公认的方山永固陵空间布局。郑弌注意到山体、建筑、城市之间微妙的空间关系，蕴含着陵寺制度与政治格局的影响。方山陵区的轴线、布局乃至空间尺度，既有其特殊性，亦体现了伴随北魏定都平城始终的佛教因素。马伯垚的报告以《墓葬中的石窟：邢合姜石堂略论》为题，讨论了内壁满绘佛教题材的北魏邢合姜石堂。报告认为其制作者没有遵循墓葬图像的绘制传统，而直接以佛教石窟壁画的模式装饰了这座葬具，并推测画工可能来自河西。这座地下佛窟的出现，与当时的佛教氛围以及帮助观想《法华经》的石精舍有关。

  本场评议专家李清泉教授表示，中古时期的佛教是一个影响广泛的宗教。虽然墓葬考古中发现了零星的佛教因素，但总体来看影响并不大，且中原地区墓葬受佛教影响的程度比西域等周边地区要轻。唐代之后，墓地上方出现陵寺、坟寺，方山永固陵可看作这种现象的一个早期先例。李清泉注意到马伯垚的研究中指出了河西的影响，或许可以勾连出河西的一些材料。莫阳、郑岩、廖旸等学者也参与了讨论，涉及到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形式、形式结构因素在佛教进入墓葬时的作用以及对比材料运用的准确性等问题。

  第五场会议是12日论坛的最后一场，其主题为“佛教空间与视觉叙事”，由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弌主持。本场的三位发言人为东南大学的于薇、中国美术学院的张书彬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杨晓东。于薇报告的题目为《功德的量化与视觉化——阿育王塔本生图像再读》，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及信仰方式的转变入手，论述对功德的量化及视觉化如何在宋代江南地区的佛教舍利供奉中发挥作用。报告关注到阿育王塔的制作方式、媒介特征以及图文关系，认为“舍财”题材在本生故事中的出现反映了宋人对该主题的强调。张书彬的报告探讨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佛传浮雕上“往谒天祠”主题所反映出的叙事模式，详细分析了佛传浮雕的文献来源、视觉呈现以及在不同佛教情景中的借用与引申。他指出，由于没有太多情节起伏，“往谒天祠”未被后世纳入经典佛传场景，因而离开特定区域后原主题意涵即被遗忘。杨晓东的报告题为《镌录众经：以两座四川南宋佛塔及相关文物为中心》，关注经录在佛教虔敬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文物管窥经录的用途与象征功能。经过细致的研究，杨晓东发现信众采用多种方式有效压缩了藏经目录，使之便于镌录在塔上。此外，文字镌刻的形式强调了与菩萨戒相关的经目，这与当地信众对菩萨戒的信奉有关。

  本场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廖旸研究员进行评议。廖旸首先肯定了美术考古方法对佛教艺术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学对完整语境的把握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可以提供原始环境的线索。虽然三个报告都是个案研究，但是思考的角度十分丰富。研究者都希望从更多角度还原当时的语境，以完整真实地复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她还指出从一件作品得出一种模式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还应对时代、地域有更多限定，仔细梳理其演变过程，找出其中的关键节点。

  13日上午举行了本次论坛的第六场和第七场会议，与会学者提交的题目多关注墓葬中的礼俗与观念，研究对象的时代也从12日论坛聚焦的汉代、南北朝转向了唐宋辽金元时期。第六场的主题为“墓葬文化与丧葬礼俗”，由首都师范大学的袁泉主持。来自西北大学的李雨生作了题为《唐墓随葬铁器研究》的报告，将唐墓中的铁器分为附件、日用器、明器和农具，并重点讨论了随葬的铁农具。报告指出，铁器镇墓是中古时期的共识，民俗学中有大量关于铁器禁忌的史料，而相关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庄程恒以赣州黄氏墓为中心对江西宋墓的葬俗实践进行了探讨。赣州黄氏墓出土的一些带铭文神煞俑，与《地理新书》所载仪式存在某种关联，报告主要讨论了神煞俑与祭祀墓仪、买地券中的神灵以及堪舆观念的关系。北京大学刘未的报告也以宋元时期神煞俑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中古时期墓葬神煞的流传主要通过实物、图像和文本三种媒介，并梳理出几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刘未试图转换路径，打破系统化的研究倾向，从观念、媒介、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反思该议题，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现出当时人们观念系统的复杂性。

  复旦大学的李星明教授指出，李雨生的报告结合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从墓葬的物质层面思考其观念层面，建议可对唐墓中兵器的情况作一定的探讨。同时，他注意到庄程恒的研究中出现了同形异名和同名异形的器物，提示研究者思考文本与实物对应的陷阱，关注二者的复杂关系。刘未的报告涉及的范围更广，更注重方法的检讨。若将两个报告放在一起，可以获得对文献与丧葬实践关系的思考。齐东方教授也对三个报告发表了看法，提出对文献也可以进行考古学式的研究，学者不应一味寻求实物与文献的对应，而应关注到不同人群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之差异。

  第七场会议主题的为“丧葬艺术的复古维新”，由北京大学的刘未主持。复旦大学的邓菲和首都师范大学的袁泉先后进行了报告，两个报告均与墓葬中的“复古”现象及观念有关。邓菲的报告题为《发冢：宋金墓葬的古物利用及其背后》，从山东邹城北龙河宋金墓群出发探讨宋金时期墓葬对汉代画像石的再次利用。该研究考察了汉画像石在宋金墓葬空间中的具置、“发冢”行为背后的动机与宋代的复古风气，尝试梳理古物观念的历史变化，最后将此地汉画像石再利用的现象归结于寻古求奇与墓葬禁忌的互搏。袁泉的报告以《稽古达变：宋元仿古器物的再思》为题，通过对蓝田吕氏家族墓、浙江平阳黄石墓、山罍与象尊等数个具体案例以及政治网络、区域传统、工匠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以下问题：王朝礼制建设如何层层渗透到地方社会；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群在参与仿古器物实践时的主动性的差异；仿古铜器的传播层次和传播路径。

  本场评议专家为北京大学的齐东方教授。齐东方提出，研究任何时期的墓葬都需要进行长时段的宏观对比，如唐墓的特点是前后对比得出的。但从宋元时期开始，墓葬进入个性化的时期，特例多，研究难度大。因此，用研究早期墓葬的类型观念来研究晚期墓葬可能行不通。齐东方还谈及了自己对美术考古的概念的理解：一是将考古材料中有美术因素的东西拿出来研究；二是整体研究的方法，在大的背景下和组合中看待研究对象。耿朔、王煜、王磊、李清泉、李雨生等学者都参与到了讨论之中，提供了一些案例和信息，以期研究呈现更多元的解释。

  全部报告结束之后，论坛进入到圆桌讨论环节。《故宫博物院院刊》执行主编张露女士主持了圆桌讨论。她首先谈了自己的感受：学科交汇的关键词与她所在出版行业的取向是一致的，无论做怎样微观的研究，宏观的思维都必不可少，研究者要有历史的观念。接下来，与会学者接续第七场会议对复古话题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各位发言人就许多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如墓葬的物质性，包括再葬墓的营建方式和石材的地区性差异等。又如好古与复古的概念，二者在使用上应当有所区别，因为复古有其意识形态色彩和整套的系统。此外，器物的制作方式、市场和工匠系统等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最后，与会学者还对今后论坛开展的方式进行了设想，在本次论坛举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总体而言，本次论坛聚集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产生了许多观点与思维的碰撞、交流，并有效地激发了研究者对美术考古更深层次的思考。